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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动员能力的也只局限于地方。

他主张在三个方面以儒家思想修订中国的宪法，一是将大同说作为中国宪政建设所依据的终极理想，二是除了西方宪政的基本人权之外，还要补充儒家的伦理法权，三是要在中国宪政建设中落实儒家的寓郡县之意于封建之中，变中央集权制为地方自治的联邦制国家。自然，新儒家并非仅仅注重于内圣，从牟宗三到徐复观，念念在兹的是老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如何从儒学的道德主体自我坎陷，发展出制度性的知性主体，建立起现代的民主政道。

参见陈明（主编）：《儒教新政》，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24也就是说，作为儒家宪政的不同形式，董仲舒的宇宙论模式更多地赋予王权以统治的正当性，虽然其也有限制王权的另一面，但相对来说比较弱，而朱熹、王阳明的宋明理学因为其拥有独立于王权的心灵秩序，而这一心灵秩序又与宇宙秩序内在相通，因此更具有批判性。⑨唐文明认为：儒教、宪政与中国的问题，也就是直面实际的历史情境，如何在中国的宪政建设中将儒教的精神与理念贯彻进去的问题。⑨杜钢建：《儒家宪政主义之我见》，正义网，http：//review.jcrb.com.cn/ournews/asp/readnews.asp？id=30695。法治下的权利与义务，超越人格，成为普遍性的法理规范，而礼教之中的君臣关系，是道德人格的互动，君有为君的伦常，臣有为臣的职责。

而政道所关心的是如何赋予权力以正当性，如何以制度的安排配置和限制权力。41儒家宪政的根基，乃是传统的礼法社会。家庭维持下来没有解体，但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在西方，女主人就是女主人，在亚洲，它有个委婉语如小太太。

如果不用儒家，你真的无法解释，韩国人的经济爱国主义来自国民同舟共济的意识。我认为儒家的仁道观有助于文明和宗教间进行对话。韩在凤说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危机来袭时，我们就要求韩国人献出黄金。出现了民众在街上排队向银行出售黄金的壮观景象，因为他们认为国家陷入了困境。

在《外人》（Outliers）中，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指出，深深扎根于韩国文化内部的尊重上司的儒家观念正是导致韩国航空在1988-1998年作为世界上最糟糕的安全记录的罪魁祸首。我看到的问题是当今世界不是农业为基础的社会而是全球化的社会，人们到处流动，大部分人用不同的方式赚钱。

这也可能导致虚伪，从而造成社会上玩世不恭泛滥或者一种被出卖的感觉。儒家强调和谐和家庭的重要性，如果使用杜维明的说法，家庭是人类生存和繁荣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你在对付更看重形象和面子而不是诚实和实话实说的文化。约翰·保尔 著 吴万伟 译孔子去世2500多年后，儒家在当今韩国还有影响力吗？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教导曾经对韩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此，受到该传统影响的社会如韩国、日本和台湾的暴力犯罪率和家庭破裂情况都非常低，令人羡慕。这个国家甚至曾经被称为世界上儒家色彩最浓厚的国家。从技术上说，儒家将责任沿着社会阶梯上移或下移，但更多地遭到违反，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得到尊重。我认为儒家或者任何社群主义传统秩序价值体系能扮演的就是抗衡角色，缓和社会可能产生的极端个人主义行为。

有时候如莱维斯基丑闻，我认为韩国任何一个政客遇到这类丑闻后肯定要下台。杜维明说类似的例子可以在日本和新加坡等其他儒家社会找到。

韩在凤说因为儒家的标准太高，人们有时候就想逃避或绕开它。类似的，我注意到婚外性行为并不少。

韩国人至今仍然没有把公务和私生活分开来的界限。韩在凤说儒家对当权者和有权威的人提出了很多要求。曾任国立台北大学教授，写过儒家的黑暗面的杰罗姆·基廷（Jerome F. Keating 台湾有人译为祈夫润）说儒家开始于家庭很少流动性的时代，它依靠不变的等级体系，在几乎所有人际关系中女性都处于不利地位。韩在凤也承认儒家哲学的局限性，注意到儒家的严格要求常常与民众道德薄弱的现实格格不入。韩在凤没有鼓吹社会回归儒家，但他相信儒家能够成为当今抗衡其他思想传统的最有意义的东西。他们是当时最著名的两位学者，二人的头像如今出现在韩国1000元和5000元的钞票上。

这种现象在诸如美国、英国、法国和希腊等当代许多社会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对任何哲学、宗教和意识形态，你都必须从确定生活答案的世界立场的角度进行考察。

西方人觉得，只要他当总统还行，这是个人问题，是别人不能干涉的私生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比西方社会的道德标准更高。

韩在凤补充说，这不仅是道德标准过高也是和其他社会区别开来的东西。但儒家也遭遇很多批评，批评家们谴责儒家的女性观和对等级差异体系的强化等。

杜维明说这个关键的价值观让它和比如金科玉律之类西方伦理观念区别开来。儒家是在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和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商人处于社会等级的最下层，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基廷看来，儒家基本上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儒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一书的合作者和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th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院长韩在凤（Hahm Chai-bong）同意儒家在激发韩国人围绕共同的事业而奋斗的建设性作用。

他说在台湾，我敢肯定在其他亚洲国家也是如此，乱伦、暴力、女孩遭到叔叔强暴等往往是不报案的，因为害怕家丑外扬，要维护家庭的面子。2010年，该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而许多发达国家仍然陷入经济停滞甚至负增长的状态。

进入专题： 儒家 韩国 。这正是我们应该感到担忧的地方，而不是这个人的私人生活到底如何。

但基廷指出，这些积极的社会指标不应该仅仅从表面价值上看待。它为韩国提供了核心价值观，使其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道德卓越的典范。

我们把这种行为与希腊人或意大利人或者西班牙人对金融危机的反应进行对比，他们只是简单地指责政客和他人。在所有这些社会里，通常是政治精英和企业精英的混合体的领袖阶级能够动员包括劳工和市民在内的整个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来应对国家危机。到了1500年代，宋朝理学开始成为这个王国的主导性思想和社会规范，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李退溪（Yi Hwang）和李栗谷（Yi I）的影响。虽然儒家哲学的痕迹可以在朝鲜半岛的最早文献中找到，但它的影响力是从朝鲜王朝（the Joseon Dynasty）的14世纪以来逐渐强大的。

在这位哲学家去世2500多年后，在当今韩国人的生活中仍然强调家庭、个人修身、孝敬老人，尊重权威等。这确实给我们很多好处，它一直是韩国社会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来源。

他也相信儒家哲学的严格道德标准在很大程度上给国民产生了积极影响，虽然在政治和企业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存在很多违反儒家要求的情况。儒家的人文精神有两个基本价值：一是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是仁道，即仁爱的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杜维明甚至认为儒家的公共利益价值观和艰苦工作不考虑利益回报的观点促成了韩国在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迅速复兴。21世纪的人们的民主意识更强，甚至阿拉伯之春都认识到了这一点，那里的人们希望获得选举领导人的权利，不想依靠上面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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